CPE中国幼教展讯，8月24日，新华社旗下《新华每日电讯》发布了《部分民办园“转公转普”，园方喊冤家长叫苦》的文章。此后，《人民日报》的自媒体号也转发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的纸质版未转载）。看到这两篇文章之后，不少幼教同仁纷纷转发到相关微信社群和朋友圈，也对文章提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仔细地看了一下这篇文章，发现文内提到一些问题其实在业内都已属于老生常谈，但是仍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现在我先把这篇文章提到的几个问题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再就“问题中的问题”展开讨论。

1、文章在《若干意见》的基调下展开报道，但却忽略了一个内容

此篇报道围绕《意见》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公办园达到50%，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展开，但并没有提《若干意见》中的另外一段表述，那就是“按照实现普惠目标的要求，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偏低的省份，逐步提高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到2020年全国原则上达到50%，各地可从实际出发确定具体发展目标。积极扶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规范营利性民办园发展，满足家长不同选择性需求。”

现实中，各地在实际执行时，基本上都把这段话中的“逐步提高”以及“到2020年全国原则上达到50%”理解成“不管本地实际情况，到2020年必须达到50%”，而且省级政府、市级政府以及区县、乡镇都理解的更为激进——甚至一些地方理解成，不能再做民办幼儿园了。

关于这一点，我之前已经说过，如果是个别地方将《若干意见》的意思理解错误，那就是个别性的问题，如果是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这样理解，且都这样干，那就不是各地的理解能力问题，而要反思《意见》提这个目标的真正意义。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政治治理最需要的是各地的干部发挥智慧，“因地制宜”地贯彻上面的政策。中国幅员辽阔，各个省的经济、教育水平发展迥异，一个省不同的市，甚至一个市不同的区、县、乡镇经济和教育水平以及幼儿园面临的微观、中观、宏观大环境都差异很大，要求全国一盘棋，整齐划一地达到同一个目标，而且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就会导致“大YJ”和“放卫星”，必然导致这样那样的问题。

《新华每日电讯报》的报道一再强调“一园一策”，其实我们更应该提倡的是“因城施策，因地制宜”。

其一，从操作层面看，“一园一策”执行起来难度非常大。以深圳为例，全市1800多所幼儿园，归属十个区管，每个区分管学前教育的工作人员也屈指可数。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一园一策”如何执行落实？因此，这个提法虽好，但也太过于理想化。

其二，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同城市的幼儿园面临不同的发展周期。比如有的城市幼儿园年年要大幅度增长否则就无法满足入园需求，而有的城市幼儿园年年减少，这两种不同的行业周期也需要不同的政策。

其三，我们之所以要推动幼儿园的普惠和公办，无非是建立在两个逻辑之上，一是，切实减轻居民的教育负担，让人民生活更幸福；二是，通过降低居民的养育成本以及教育负担，让大家想生、敢生，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新生人口下降。

但全国各省市以及同一省内不同城市面临的人口发展趋势也是截然不同。比如四个一线城市当中，北京（限外）、广州、上海（限外）的人口出生率非常低，老龄化比较严重，但新兴城市深圳由于有大量外来移民，其人口出生率就非常高，大概是北上广的两倍以上。同一省内，人口也在向省会及经济发达的地区汇聚，其他地区则面临人口减少的状况，现有的公办园已面临招生困难，继续花费公共财政建设新的公办园极有可能造成浪费。

再比如，就山西省来说，从办园结构上看，算上企业办、集体办、事业单位办已具备普惠、公益属性的幼儿园，这个省的幼儿园数量在《若干意见》出台之前即已达到50%以上，但另外一方面，该省公办幼儿园的教师负担却非常重，一个老师要负担25个孩子！这种情况下，政策的考虑重点应该是增加公共财政投入，切实改变公办园教师的工作状况，而不是继续让一些民办幼儿园转为公办。

 

所以，一刀切地定一个目标，如果财政投入跟不上肯定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

2、文章提到的幼儿园问题为“非特异性的”，甚至具有普遍性。

投资成本收不回、老师工资下降离职、办兴趣班收费、未到期强制收回、补贴不到位等等都是业内人士熟悉的“老生常谈”，现实中问题比这更多了。报道提到的案例来自福建福州、广东广州、辽宁大连，但没有更多内地的案例，而福建、广东、大连又都属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在这些城市尚且出现那么的多的乱象，内地的就更不用说了。

3、这篇文章的强调的“转普转公”的是那些营利性的民办幼儿园，出现了各种问题，我对这个地方感到很好奇。

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以后，允许民办幼儿园登记为营利性，幼儿园一旦登记为“营利性”的，事实上就变成了公司，如果这个时候，强令已登记变更为“营利性公司”的民办幼儿园转为普惠、公办则就等于强行将“私人的东西”收归为国有，就是实实在在的倒退了！

目前，中国民办幼儿园的性质多种多样，有已经申请登记为营利性的幼儿园（数量不多），有普惠性幼儿园，还有“既非营利性，又非普惠”的民办园。现实中，比如在幼儿园交易当中，买卖的标的基本都是“营利性的民办幼儿园”，普惠园以及“既非营利性，又非普惠”的民办园已基本无人问津。

但从新华每日电讯报的报道来看，以上三种类型的民办园都面临着“转公、转普”的压力。这真不是什么好消息。

4、新华每日电讯报和人民日报刊发此文的意义

从今年3月份以来，中教投研已做了大量关于民办幼儿园的报道，期间很多民办园的举办人向我表达了感谢，他们之所以感谢中教投研是因为我们发出了一些关于民办幼儿园状况的真实声音，这些举办人中有单体园的园长，有连锁园的园长，还有一些有政治身份的举办人、董事长。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十几万家民办幼儿园在遇到困难却鲜有发声的平台和渠道？并且虽然有媒体发声，但大家讨论的问题其实也都很大众化，尤其是在疫情下，哪个行业生存不艰难？但民办幼儿园的困难还真的不光是疫情，最主要的还是政策。

既然两大主流、权威媒体都提到《若干意见》在执行中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而且又不限于一个地区。要解决问题，总要先提出问题，然后探讨问题的症结所在，这篇报道本身以及能发出这个报道已传递一个积极的信号：有关部门已开始总结、反思相关政策了，这是好事。现在，距离2020年结束也只有3个月了，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编制十四五规划，也确实到了总结、反思、改变的时候。

勿容置疑，幼儿园行业是一个“政策密集型”行业。究其实，我们追求的是公平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不管目标怎么提，也不管是在内陆县城还是在沿海一线城市，大家都希望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然而，行业的现状是教职工薪酬低下，也吸引不到更为优秀的人才进来，没有优秀的人才进来，就不要谈什么优质的教育服务质量，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也无关公办民办哪个更好之争。

在文章中，《新华每日电讯》提到一些幼儿园转公后教师薪资下降离职，我不清楚这是个案还是普遍的情况（至少我了解到的深圳不是这样，但深圳的财政相对宽裕，全国其他地方就不好说了），如果是普遍的情况，那我们政策的执行又会与政策出台的目标相悖，像山西省公办园的那种情况——一个专任教师负担25个孩子，如果全国都这样，那我们真又回到解放前了！

这肯定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学前教育领域，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让每一所幼儿园都能吸引到最为优秀的人才进来，这样我们才不负那句“儿童优先，一切为了孩子”！（文章来源：中教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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