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前，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邻国日本与日本学校面临怎样的威胁与挑战呢？作为逆行者之一的日本保育士面临怎样的境遇呢？

疫情事假下照妖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疫情不仅是当下事件，一样是一面照妖镜。这句话，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我国。比如之前有关于幼儿园“停课不停学”和“网课”的“闹剧”与争议。但不管是上述日本保育园在疫情之中遇到的问题，还是我国对于幼儿园“网络技术的运用”实操，既可以说是疫情条件下的特殊问题，也可以说是疫情促使问题变得更为明显了。

保育士不足由来已久

日本保育士不足问题由来已久，其实在疫情发生之前的去年10月开始，这些问题已经因为一项举措开始凸显出来了，这项举措就是幼保无偿化。根据NHK电视台（日本CCTV）“CLOSEUP“现代节目组的调查：无偿化后，入园需求大量增加，但相较之下保育士人员严重不足，难以招到保育士甚至出现了跨县人才抢夺战。

幼保无偿化

日本政府于2019年（日本称为令和元年）的10月正式实行的一项政策。即政府承担，满足条件的家庭的适龄儿童入园到毕业部分甚至全部的费用。

在世界上幼儿教育教师不足都有着一些共性，那便是工作强度和待遇的对比问题。先说结论，如果抛开工资的绝对值不看，从收入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以及消费来看，中日两国幼儿园教师的收入水平其实相当，甚至日本更低一些。

为什么？

根据数据保育士平均年收入是324W日元，根据日本按资历升工资来看，入职不久的老师是远远低于这个水平的，比如节目中采访的这位大阪的24岁保育园，月收到手仅16W（跟仙贝君一个月的留学生活费一样了啊）。那么，这部分年轻老师如果根据收入就被归为贫困人群里面了。

但是问题是，工作强度可一点都不低！尤其是这些年轻老师往往要承担更多的园所工作。节目中显示，保育士有效招聘倍率逐年上升，19年10月份已经来到了3.05倍，可以理解为三个单位抢一个保育士。

问题还不止于此，入园儿童需求倍增。但保育士人手不足以后，面临两大问题，保育的质量下降以及待机儿童不降反升。

以节目中神奈川县的幼儿园为例，班额从40人猛增至60人。是的你没看错，虽然根据法律规定配备了3名老师。但老师还是坦言，人数增加了以后，当下保育士一人难求，入园儿童激增的情况下，虽然可以通过类似“行政进班”的方式弥补空缺尽可能地保育的“构造质量”，但是工作强度的进一步增加又如何保证建立在师幼互动的“过程质量”上呢？

“以前可以做到的事情，现在做不到了，那么最终保育的质量肯定会下降吧。”

而所谓待机儿童问题，指的是家庭符合入园条件。但由于名额，通勤距离等无法入园的孩子。节目以冈山县冈山市为例，实行无偿化以后反而待机儿童的数量增加了，其实还是粥少僧多的本质问题。

被工具化的保育

幼儿教育的困境往往不在于教育本身，而是社会问题。同样的保育园的困境，恰恰反应着政府、家庭、企业即使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很好的协调起来，当然问题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归因于任何一方都是不客观的。

而我们看到，在保育士的留言中大量提到了“自私的家长”一说。（这个评论说有家长觉得孩子在家还要花电费暖气费还要做饭，不如送到保育园里去）比如，孩子生病了不请假在家陪孩子而是送到保育园，双休日想自己休息把孩子送到保育园等等。

相较于平时，幼保无偿化加之疫情突出了这些行为的问题本质，即家长出于某些原因过度占用了作为社会福利资源的保育园保育，而这种资源的浪费在疫情期间就造成了保育士的两难困境以及难以避免的交叉传染风险。

可是，如同上述日本保育士的自述所言，她们别无选择，哪一边都是安全的风险。坚持上班，增加园所疫情爆发的风险。如果因为担心传染而请假，那么不仅同事的工作量暴增，并且由于人手不足也使得那些常见的安全隐患被放大，那么被放大后的日常隐患的危险程度就不如新冠疫情了吗？不见得，日本出版过一本书叫做《致死的保育》，里面记载着非特殊时期发生的悲剧了。

之前我们在樱桃幼儿园参观之时，有小伙伴问仙贝君为什么家长会选择把0-3的孩子送到保育园。这个为什么是无解的，这就是日本的制度。社会给你提供了这个机会，可能对于日本的家长而言，保育园之于他还是其社会功能优先，比如缓解经济压力，接下来才是教育意义。

举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我国马路上随处可见垃圾桶和环卫车。那如果日本朋友反过来问你，你们为什么垃圾会扔在外面的垃圾桶里而不是带回家一起扔呢？而哪怕是在日本，也会有家长觉得保育园的工作就是看孩子，我不过是在行使自己有的权利而已，却不曾想这难道不是一种给别人添麻烦了吗？

这让仙贝君更加坚持自己一直以来的观点，幼儿教育不是服务行业，幼儿园是学校不是托管门店，园长和老师更不能过度放低姿态强化家长的被服务意识。

在“幼儿园老师网课制作”闹剧的最高潮（对，仙贝君仍认为这是闹剧），“我可以不看，但是你们园所和老师不做就是态度不好”持这般态度的家长大有人在。

说了这么多如何解决？作为旁观者的仙贝君也只能给出坚持做好自己这一不痛不痒的回应不是吗？成事在人，而局中者不是我，是园长和各位老师。

特殊时期我们改为孩子做些什么？

敬畏这些在风暴中别无选择的人，我在他们的文字里总是最优先能看到对孩子的担忧。在撰写本文的时候，我想起我去家后面的超市买东西的路上会途径一家保育园。

这家保育园的落地窗对着马路，在我路过的时候偶尔有孩子跑来和我招手，让我印象深刻。我会在7点后去超市买打折商品（苦逼的留学生活），七点半左右路过那个保育园的时候，都还有2个老师陪着5个孩子等父母来接。

而等我买完东西，已经过了晚上八点也还会有1到2个孩子没来接，总会让我感叹保育士的辛苦。也正是这样的坚守和责任，帮助了很多的家庭，逐步构筑了日本保育的口碑。

在“网课闹剧“时候，尽管我们看到那么多国内幼儿园老师最后勇敢地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可是这些声音往往都在探讨“做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没有人拒绝或是否定“特殊时期，我们该为孩子做些什么”？

为了孩子，只有“低效”但从没有“徒劳”。

“老师也想你们啊”，我看到朋友圈的各位老师与许久未见的孩子们视频家访后自己都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而上文中日本保育士的那些心声时也会感同身受，想必国内的老师们读到其中的句子也会感同身受吧。

对孩子的爱是可以跨越文化与语言差异的。

从人类社会诞生之初，对于儿童的这种关爱便维系着这个社会保持着共同体的联结而延续。而幼儿教师，这个诞生于近现代的职业，何尝不是这个“古老火种“的传火人呢？

她们以仍在蓬勃发展、不断创新的专业手法复演并重构着保育这一古老但永恒的人类行为，向一个一个成长中的“未来世界”注入最好的希望。

尽管山川相异，但这关于爱与责任的赞歌“风月同天”。

末笔之际，希望大家都能度过本次疫情难关。

以上报道来源：西部幼教论坛，由CPE中国幼教展组委会整理编辑。由CPE中国幼教展2020年10月21-23日上海开幕，报名参展请点击、报名参观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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