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少子化是不可逆的自然法则，但如果推进太快会对社会带来较大冲击，政策引导的目标就是使它平缓变动，不要太剧烈。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聚焦人口政策。会议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

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中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走势的拐点悄然而至。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有哪些抓手？中国人口迈入负增长时代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和影响？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

围绕这一系列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进行了专访。

人口负增长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

NBD：中国人口在2022年出现了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未来人口变化的趋势会是怎样的？人口减少幅度会不会进一步扩大？

贺丹：当前我国人口出现负增长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经历人口负增长。从全球来看，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

2022年，我国人口较2021年减少85万人，为61年来首次人口下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想分享的第一个观点是，人口负增长是大的趋势，是不可逆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政策的干预，让人口下降的速度变得慢一点。实际上，人口老龄化包括高龄少子化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

其次，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讲，人口负增长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人口发展新的阶段，人口结构性的矛盾更加突出，比如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空间分布、劳动力就业结构等，这也都是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第三，近年来，我们观测到，中国人口的变动规模逐步降低至100万以内，也就是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在正负100万人以内，我们称为步入“零增长”区间。人口波动是很正常的现象，零增长区间内也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可以确定的是，人口确实走到了一个负增长的通道，未来，负增长的趋势可能会延续下去。

NBD：有观点认为，伴随人口负增长这一拐点的到来，我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对此您怎么看？

贺丹：人口是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影响因素，但又不是决定性因素，长期来看真正能发挥作用还是要依靠政策、制度和环境等要素。

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人口年龄结构比较有利时，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抚养比低于50%，是收获人口红利的窗口期。

在这一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较丰富，而被扶养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从而也是最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如果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就能产生额外的红利。

但人口负增长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总体来讲，2030年前后，我国都将处于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只不过随着抚养比的上升，人口红利的空间在逐步缩小。

面对人口红利空间缩小的趋势，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不仅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包括人口素质、健康素质、教育素质、文化素质等。人力资源的开发是支撑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长期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资源。

除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以外，大家也创造了很多新的观点，比如人力资本新红利、人才红利，还有老龄人口的二次开发产生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等概念。所以，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还没有改变。

2022年，我国新出生人口滑落至1000万人以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地方政府的生育支持政策不能只盯着二孩和三孩

NBD：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应当包含哪些方面？填补哪些空白？

贺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切实降低生育成本。

生育养育成本，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国家重大战略的转变，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促进家庭和谐幸福为中心，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理念的转变。

另一个就是发展战略的转向。过去几十年，国家重点解决的是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人口老龄化、高龄少子化的挑战，中国的人口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向。而生育支持政策也面临整体性、系统性重塑。

我个人认为，生育支持政策首先要有核心制度的构建。

生育支持政策的范围比较广泛，与教育、经济、税收、民生保障、家庭、婚育等多方面有关。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一些与生育密切相关的核心政策，能够直接聚焦不敢生、不愿生、生了没人带等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生育保险的问题，我觉得要把它扩大为生育保障，成为解决女性就业的制度支撑。

生育保障不能靠喊口号，而是要有真金白银，要有基本的制度安排。生育保险这样的制度安排，就是为了解决女性生育期间，除了医疗费用之外，生活津贴和生育津贴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是婴儿的照顾问题。大城市的托育机构需求非常旺盛，那么农村地区怎么办？婴幼儿早期发育有差别，城市里是过度育儿，而农村则缺乏正确的育儿理念和经验，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们需要意识到，0至3岁是一个孩子一生中大脑发育最佳时期，也是培养安全感的时期。在这方面家庭育儿的指导，我们国家要形成制度安排，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获得精心的养育。这些核心制度的安排是一个框架，还需要结合经济社会政策，制度环境和文化的营造。

除了政策体系外，治理体系也非常重要。这些制度怎么去落实，通过什么样的工作机制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引导和文化氛围，这些都是需要补齐的短板。

NBD：您刚提到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我们注意到，一些地区针对二孩、三孩确实设立了生育津贴，但也有人觉得补贴力度还不够大。如何真正破解不敢生、不愿生的问题？

贺丹：部分地区对二孩、三孩给予生育补贴、生育津贴等当然是好现象，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但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比如我刚刚提到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最核心的基本制度共建，短期内可能难以见效，但我们要有耐心，长期的制度构建非常重要。

面对人口结构的重大演变和调整，我们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从无到有，首先要巩固和扩大它的覆盖面。同时，要巩固和完善政策的功能。

比如托育服务刚刚起步，我们能否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均等地享受到高质量的养育。优质而廉价的基本服务，我认为非常重要。

另外，我想借此提一个建议，地方政府的生育支持政策不能只盯着二孩和三孩，一孩太重要了，这直接影响到青年人的养育体验，以及再生育的决策。通俗地说，养育一个孩子都不容易，为什么要生二孩、三孩呢。

建议加大对0-3岁婴幼儿服务的财政投入

NBD：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您认为能否通过政策干预缓解高龄少子化？

贺丹：高龄少子化是人口和经济社会互动的一个必然规律。近年来，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高龄人口不断增加，但育龄妇女总数在减少，生育意愿也在降低。

生育决策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对个体而言，人们通常要考虑现在生育是不是合适、能不能负担得起、能不能承担养育孩子的压力。

高龄少子化是自然法则，是不可逆的。因为它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相伴而生。尽管高龄少子化不可逆，但如果推进太快，经济发展、社会服务体系以及生活方式可能都会难以适应这样的变化，就会对社会带来较大冲击。

因此，政策引导的目标就是使它平缓变动，不要太剧烈，让个人和家庭对这一现象有一个适应的时间，进而使经济社会制度建设以及社会保护制度建设能有更长的“窗口期”。

NBD：从政策干预和引导层面看，如何缓解当今社会高龄少子化的问题？

贺丹：除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我关注的另一个领域就是家庭友好型社会的创建。

中国社会目前经历的是人口转变和家庭变迁的双重变化。要应对高龄少子化的挑战，我们必须关注家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困难，政策的导向应该关注家庭，提高家庭的发展能力，支持家庭养老抚幼的功能，让家庭为个人提供更多支撑，让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互相融合，培育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的家庭文化，比如代际支持、性别平等、家庭责任共担等。

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教育资源配置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决策大数据实验室预测，到2035年，我国0~17岁低龄人口存量将比2020年减少1亿人，届时教育资源支出会发生很大的结构性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需要前瞻性考虑人口变动的趋势。

未来，我希望在加大对家庭和教育投入方面能够有更多的支持。特别是0~3岁婴幼儿的照顾方面，原来是空白，现在仍存在短板，财政投入还比较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财政资源来加大这方面投入。

另外，对标发达国家，我国在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方面仍然存在差距，尤其考虑人口存量的话，这方面差距还比较大。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儿童的早期开发、儿童的照顾、儿童的学前教育等都非常重要。解决儿童照顾和教育的问题，是缓解生育压力的关键一环。

关于CPE中国幼教展

CPE中国幼教展是国家级行业协会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主办的国际化、品牌化、专业化托幼教商贸平台，集“论坛研讨+精准对接+趋势引领+跨界融合”四位一体，是引领托幼教产品趋势、传播先进理念，推动托幼教全产业链健康发展的国际托幼教行业交流平台。展会现场还将举办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邀请百位专家学者分享先进的学前教育理念与科学方法，探索新模式、寻求新突破。

关于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协会成立于1986年，是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社团组织，是中国政府指定的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在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ICTI）的唯一合法代表，是ICTI Care Foundation监事会成员，同时，也是政府、企业、媒体和消费者认可的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的代言人。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员包括在中国境内从事玩具、婴童用品、模型和游戏的生产、销售、设计、检验、教育等相关业务的跨地区和跨部门的各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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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由CPE中国幼教展组委会整理编辑。